寫花難，畫花更難，因為“花無定形”。而畫花(hua)，不(bu)只要畫形，還要畫神(shen)、畫骨、畫氣。吳昌碩的(de)筆下(xia)世(shi)界(jie)，堪(kan)稱一部花(hua)的(de)百(bai)科全書。他(ta)甚(shen)至(zhi)不(bu)惜動用大(da)紅(hong)大(da)綠(lv)，來(lai)描繪這(zhe)百(bai)花(hua)盛開(kai)的(de)世(shi)界(jie)。
一
許(xu)(xu)多來故(gu)宮的(de)游客或(huo)許(xu)(xu)不曾注意，故(gu)宮最動人的(de)時候，是(shi)百(bai)花盛開時。在這古老(lao)的(de)院落里，春天，無疑是(shi)一(yi)場盛大的(de)節(jie)日。
有人說，第一縷春風是從東南角樓吹進紫禁城的，那么，同期開放的花，應該是由東向西，像一層層的浪，漫過紫禁城的。其中，寧壽宮花園里的二月蘭、絳雪軒前的太平花、文華殿前的西府海棠、建福宮的梨花，都讓人感受到宮殿里的時光流轉、生命律動。“還有很多一時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，都會在有風吹過的地方生出來，墻角、磚縫、瓦壟，甚至是城墻上高高的滴水里，都會意想不到地探出花朵來，告訴人春天到了。”
很多(duo)人以為紫(zi)禁城里沒有花木，但這只(zhi)是個(ge)錯(cuo)覺。如同故宮博物院館(guan)藏的眾多(duo)花卉畫作(zuo)，在無(wu)聲的綻放(fang)里，鋪(pu)陳出(chu)一個(ge)個(ge)朝代的審美(mei)與氣韻(yun)。比如，即將展出(chu)的故宮博物院館(guan)藏吳昌碩作(zuo)品，其(qi)中一幅他七十(shi)四(si)歲所作(zuo)《牡丹圖軸》，用胭脂畫紅(hong)，色彩古艷。背景粗樸的石(shi)頭(tou)，又為色彩做了(le)平衡。題識有趣：
跛(bo)足(zu)一翁(weng)出無車(che)，身(shen)閑乃(nai)畫(hua)富貴(gui)花。燕支用盡少錢買，呼婢乞向(xiang)鄰家娃。
“燕支”，就是“胭脂”。
潘天壽說，吳昌碩“大刀闊斧地用大紅大綠而能得到古人用色未有的復雜變化，可說是大寫意花卉最善于用色的能手”。
五彩繽紛、大紅大綠，這顯然屬于中國民間的色彩譜系，與清雅深邃、富于哲學色彩的文人畫涇渭分明。宋代的玉骨冰心、北宋蘇軾奠定的“簡古淡泊”的(de)藝術風格，引領著中國畫脫離(li)了形(xing)似階段，走向靜穆(mu)深遠。但這世上的(de)一(yi)切，都沒(mei)有(you)萬古不變的(de)，繪畫尤其(qi)如(ru)此。當(dang)文人畫越(yue)走越(yue)玄遠，現世的(de)審美，就急需畫家(jia)來補充。
有學者評論其畫作的色彩時說：“吳昌碩經常使用復色畫法，大紅大綠，重赭重青，通過微妙的色彩變化，顯得既鮮艷厚重又得斑駁蒼渾的古趣。他晚年尤其喜用西洋紅，這種紅色是近代才從西洋傳入的，其特點是濃郁渾厚，彌補了胭脂淡薄的缺點，正好與他古厚樸茂的繪畫風格相匹配，艷麗強烈的色彩，給吳昌碩樸厚古拙的畫面平添了無限生機。”
是(shi)的(de)，這(zhe)無限(xian)(xian)生機，正是(shi)無限(xian)(xian)地接近(jin)了大自(zi)然(ran)本(ben)身。
二
“仲春二月，爛漫花開，姹紫嫣紅，風光大好。”這是自然對人類視覺的犒賞。花是自然的尤物，早已入詩入畫。詩和畫，是中國人對這種自然之美的自覺回應。《詩經》中就有詩曰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。”描繪桃花開放，鮮艷茂盛的樣子，借以形容少女之美，開創了以桃花喻美人的傳統，所謂“南國有佳人，容華若桃李”“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”。
到了(le)六(liu)朝(chao)時代，也(ye)許是因為社(she)會動蕩，命如(ru)草(cao)芥，人對生(sheng)命有著特殊(shu)的(de)敏(min)感，六(liu)朝(chao)人描述花(hua)(hua)木(mu)，精(jing)致到了(le)幾乎變態的(de)程度，這也(ye)抽空了(le)時間的(de)間隔，讓我們(men)的(de)目光可(ke)以(yi)直(zhi)接抵達六(liu)朝(chao)，落(luo)在花(hua)(hua)木(mu)聲色上。
如胡曉明先生所說，六朝人描寫花光、水色、芳林、云巖，達到了“斗巧”的境地。如寫花之鮮，用“雨洗”，寫水之美，用“泉漫”（“雨洗花葉鮮，泉漫芳塘溢”）；寫花之綻放用“舒”（“紫葵窗外舒”）、用“抽”（“新條日向抽”）……中國人寫山水草木的詞匯，似乎被六朝人用完了。寫花木的華滋，如“紅蓮搖弱荇，丹藤繞新竹”，如“塘邊草雜紅，樹際花猶白”；寫蟲禽的嬉鬧，如“蜻蛉草際飛，游蜂花上食”，如“巢燕聲上下，黃鳥弄儔匹”（以上(shang)皆謝朓詩句），等等。充分(fen)體現了他們對大(da)自然(ran)風景的細(xi)嚼慢咽、精心(xin)品賞；而在這種心(xin)情(qing)里，隱藏著對大(da)自然(ran)生命的珍愛(ai)與流(liu)連。
寫花難，畫花更難，因為“花無定形”。而(er)畫花，不只要(yao)畫形，還要(yao)畫神、畫骨、畫氣。
其實果類花卉入畫，自唐五代以前就有，其中包括桃、李、梅、杏等。宋徽宗時代編定的《宣和畫譜》中有《蔬果敘論》，寫：“早韭晚菘，來禽青李，皆入翰林子墨之美談，是則蔬果宜有見于丹青也。” 元代錢選《八花圖》卷（故宮博物院藏），繪有折枝海棠、梨花、桃花、桂花、梔子、月季、水仙等八種花卉，畫法繼承宋代院體，用筆柔勁，細潔而秀潤，設色清麗淡雅，給人幽靜超脫的感覺。現存錢選花卉僅此一本。明代沈周，除了繪制山水畫，亦畫有大量花卉、果樹。朱元璋苦命的后裔石濤（朱若極），自稱“苦瓜和尚”，寫有《苦瓜和(he)尚畫(hua)語錄》，大到萬里河山(shan)(shan)、小到朝菌(jun)蟪蛄(gu)，可隨時(shi)調整(zheng)焦距，在(zai)山(shan)(shan)水、花鳥、人物諸畫(hua)種間自由出入(ru)、收放(fang)自如(ru)。
吳昌碩的筆下世界，堪稱一部花的百科全書。他筆下的花木王國，加入了許多新的成員，有被文人視為“大俗”、卻為百姓所愛的桃紅李艷，還有杏花、水仙、罌粟、蘆花、紫藤、菖蒲、梔子花、雁來紅等。猶如六朝的詩句，吳昌碩調動色彩元素去表達花木世界的花影色澤，比如洋紅、朱砂、胭脂、朱膘、赭石、藤黃等（他“以墨畫枝，以色貌花”的畫法后來在齊白(bai)石的畫里得(de)到延續，而且后者更(geng)加大(da)膽），甚(shen)至不惜動用大(da)紅大(da)綠，來描繪(hui)這百花盛開的世界。
三
一個(ge)時代(dai)(dai)有一個(ge)時代(dai)(dai)的(de)氣象，而(er)藝術(shu)，則是人(ren)與時代(dai)(dai)的(de)風(feng)云際(ji)會。遭遇什(shen)么(me)(me)樣的(de)時代(dai)(dai)，就會產生什(shen)么(me)(me)樣的(de)作品。比(bi)如(ru)六朝(chao)，是神秘、幽麗的(de)，唐(tang)人(ren)的(de)歲(sui)月熱烈奔放、青春飛揚，到了宋(song)代(dai)(dai)，則猶(you)如(ru)人(ren)到中(zhong)年，走(zou)(zou)向(xiang)深沉(chen)和(he)內(nei)斂。明清之際(ji)，歷史環境大(da)變，工商業發展，市民階(jie)層形成，以李贄、戴震為代(dai)(dai)表的(de)啟蒙思想萌動，話本、戲曲成為世俗生活的(de)風(feng)習畫廊。畫家對世界(jie)的(de)認識，也自(zi)然會發生變化。在宋(song)元山水花卉畫中(zhong)褪淡(dan)的(de)色彩(cai)，在畫家的(de)筆下重現姹紫嫣紅，甚至(zhi)走(zou)(zou)向(xiang)大(da)紅大(da)綠，呈現出極(ji)強的(de)世俗色彩(cai)。
繪畫的平民化取向，自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的繪畫里就已經開始。他們大多采用日常題材，貼近日常生活，筆法亦風流瀟灑，李澤厚先生將其比擬為“文學中的市民文藝和浪漫主義階段”。
當藝術史發展到清末，到吳昌(chang)碩手上，就不(bu)(bu)僅是大紅大綠(lv)，還把(ba)這大紅大綠(lv)用在了文人最寵愛(ai)的梅(mei)花上——他不(bu)(bu)只畫(hua)墨梅(mei)，也(ye)畫(hua)紅梅(mei)、綠(lv)梅(mei)，甚至把(ba)紅梅(mei)綠(lv)梅(mei)放在一起，這也(ye)是一種(zhong)特立獨行，像他七十九歲所(suo)作《寒梅(mei)吐艷(yan)圖軸(zhou)》，紅梅(mei)與(yu)綠(lv)梅(mei)交(jiao)織(zhi)搭(da)配(pei)，在色彩上并無齟齬(yu)，反(fan)而成(cheng)就了一種(zhong)和諧。
大千世界(jie)，原本(ben)就是(shi)一種(zhong)大和(he)諧(xie)。畫神、畫骨與(yu)畫氣(qi)，就是(shi)要畫出(chu)(chu)時代的氣(qi)象，畫出(chu)(chu)大和(he)諧(xie)的本(ben)色，畫出(chu)(chu)世界(jie)本(ben)來的顏色。